J164 李大钊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2-1为“李大钊像”。图案采用李大钊的标准肖像，背景衬以中国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孙中山先生步出会场的历史照片，突出表现了李大钊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伟大功绩。
2-2为“大义凛然”。这是李大钊被捕后临刑前的一幅照片。图案以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手迹为背景，再现了他从容不迫走向敌人绞刑架的大义凛然形象。
1989.10.29。影写版。P11*11.5。40mm*30mm。40(5*8)。[G]。
何家英。北京邮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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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前失眠 :
9 6 月, 2026 at 09:31
2-2背景文字应为：李大钊《狱中自述》定稿手迹。在备受酷刑、身陷囹圄的22天里，李大钊以视死如归的平静心态书写自述。《狱中自述》三易其稿。初稿较为简略，约1600字；二稿在初稿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内容，分析更为详尽，2628字；三稿则主要在二稿基础上进行文字润色，使表述更为完备。三稿在精神内涵上完全一致。初稿只有三部分，二、三稿增写了感人至深的第四部分。三稿也即定稿共2818字，用毛笔小楷工整书写于13页纸上。1957年，其女李星华将《狱中自述》一、二、三稿全部亲笔原稿，一同捐赠给原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定稿(三稿)全文内容如下：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零点前失眠 :
9 6 月, 2026 at 09:37
北京万安公墓李大钊墓前巨大石碑上的碑文(纪念碑背面)，则是由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起草，经中共中央审定的《李大钊烈士碑文》，全文两千余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烈士生平传略。并非“李大钊《狱中自述》定稿手迹”。
零点前失眠 :
7 8 月, 2026 at 18:34
2-1背景:孙中山(经考证，与孙中山同行之人不可能是李大钊，应为保卫邓彦华)
邮票树 :
8 8 月, 2026 at 14:51
@零点前失眠，我查阅了资料，学习。
邮票树 :
8 8 月, 2026 at 14:55
不少人论证国民党一大会议是“国共合作的象征”时，往往举出一帧题为“李大钊与孙中山共同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的照片（见上图）。由于长期以来的广泛宣传，它不但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且几成定论。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考析如下。
一
这帧照片摄于1924年1月30日下午，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结束，代表们退出会场时的情景。这帧照片除作前导的卫士外，走在最前面的是孙中山，而与孙中山并肩同行的并非像传媒中所说的李大钊！
1.李大钊不可能作为国共合作的象征陪伴孙中山退出会场。
要说明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知道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的背景和情况。
1919年，爆发了石破天惊的“五四”运动，这个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暴，最令人眩目的是爱国民众那空前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使一向忽视民众的孙中山受到很大振动。国际上，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犹似平地春雷，越发坚定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如果说，这两件世界大事只是诱发了孙中山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渡，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陈炯明叛变革命则成为孙中山思想彻底转变、国共合作的契机。因为，孙中山是一个“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伟大革命家，在其所依附的军阀背叛后，他不得不在重嶂叠水间苦苦求索，以重行新的抉择。
为此，孙中山毅然撇开对帝国主义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有的各种幻想与依附，提出“以俄为师。”在国内，他看到“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变革，烧而益先，黄河浊波，激而益溷。”感到“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之目的。”（《革命文献》第1079一1080页）毕竟，孙中山是个适时务的智者，审时度势一番后决心组织自己的政党、建立自己的军队，把寄于军阀之厚望移向工农。正是思想上这种飞跃式的大彻大悟，使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成为必然。
但应指出的是，孙中山这种急剧的思想变化还有一个过渡、适应和再认识的过程，它源于历史使然的成分太多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联俄绝不是照苏俄的模式去做，他要根据祖国的实情走一条独立的道路；而联共，仅仅是搞党内联合，目的是为了“去恶留良”，将代表工农的新鲜血液注入濒临瓦解的国民党内，依靠改组后的政党完成其创独立民族之大业。孙中山在1922年11月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们没有基地。也就是说，一方面，孙中山在严峻的形势迫使下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为此，他曾力排众议。另方面，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国民党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国民党“一大”便是在孙中山处于这两种矛盾相互纠缠、相互交织的思想状态下仓促召开的，而当时的会议情祝亦表明绝非是两党在地位均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1）当时，中共党员成员不多，力量正处于星火之状，一时还不能左右大局，而国民党却有一百几十万已经团结了的群众，影响力远大于前者；
（2）国民党“一大”的出席代表共201名，其中共产党员23名，只占出席代表总额的11%强；
（3）国民党“一大”只是允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被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的李大钊在1月28日大会上发表的宣言中也说：“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了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事业，并望前辈同志指导一切。”（《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此时的“联共”，毋宁说“容共”更为贴切。孙中山始终高擎着国民党中心地位这面大旗紧紧不放。由此可见，李大钊不可能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象征陪伴孙中山退出会场。
2.从长相、衣饰、气质上辨认，与孙中山并列者不可能是李大钊。
从保存至今的各帧李大钊当时的照片看，李大钊应为长形国字脸，留平头，面部丰腴，长着短而浓密的大八字胡子，因患深度近视，常戴眼镜。李是北方人，身材高大。而照片中之形象则是长圆脸，并未长有李大钊那别具一格的大八字胡，亦未戴眼镜，且身材较矮小。其次，从放大并经法医方法鉴定的照片中可见，此人非与孙中山并行，而是在孙右后方，右手提伞，随时为孙撑伞，行走时东张西望，是典型的保安人员形象。再者，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在开国民党“一大”代表大会这种可算是隆重的场合，按理应穿通行礼服——长衫，但照片中的人却穿着短袄。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身穿短袄杂行于卫士队伍之中，实在不近情理。从气质上看，照片中之人亦不具李大钊常现出的从容自若的神韵。可以说，李大钊与照片中的人无论在长相、衣饰、气质上都相去甚远。毋庸至疑，与孙中山并列者不可能是李大钊。
二
既不是李大钊，那又是谁呢？
1984年衍，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余齐昭女士曾就此题致函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请其鉴定照片中的人物。李葆华异常慎重，他在同年6月的复函中称：“因当时我年幼，对此事记忆不清，不能提出肯否依据。”尽管如此，却不妨碍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考析。
早在1972年，笔者与孙中山生前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张猛先生交往时便讨论此题。张猛先生是越南华侨、老同盟会会员张云田之子，于辛亥革命后回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21年后，曾任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第一师副官、广州总统府警卫团副官及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等职。他在广东省历史博物馆看到这帧照片时，不止一次告诉笔者，照片中的人是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邓彦华。张猛先生与邓彦华当时均在大本营服务，同是上校副官，彼此间相当熟悉。所以他的说法把握程度较准，而邓彦华跟随孙中山近身保卫也是完全合理的。
及至1978年11月，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预展期间，张猛先生将几帧珍藏的历史图片赠献纪念馆，被邀参观指导。当他看到这帧照片时当即再次指出，照片中与孙中山并列者为邓彦华。作为孙中山的保安人员，邓彦华经常随侍其左右是常事。当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孙中山亲信人物均未随侍在侧，证明当时是以孙中山的安全为第一任务，而并非突出李大钊或中共人物地位为其出发点。
之后，张猛先生就此致函北京新华社，并于1983年11月4日收到新华社复函。函中谓十分重视张猛先生提出的意见，并认为张猛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因而决定：
（1）将来函存于新华社有关档案内；
（2）由新华社向中共中央资料办公室、首都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发通知，要他们今后停止使用这张照片。
可见张猛先生的意见是被肯定的。遗憾的是张猛在成古人之前都没看到意见被采纳后的实际行动。
直至1989年12月12日，北京《团结报》发表余齐昭女士的一篇考证文章，肯定与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者为邓彦华，非李大钊。当现年76岁的邓丽珍（邓彦华之妹）看到余女士的文章和这帧照片时，亦首肯与孙中山并肩者为其家兄邓彦华。她致函余齐昭女士，叙述其兄妹之情及家庭历史。今年3月14日，北京《团结报》刊登了她的来信，信上说：“我认出了孙中山旁边的那一位就是我的七哥邓彦华。我七哥确实经常与孙中山出外办事，是孙中山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也是孙中山近身的得力保安人员。”与张猛先生所说不谋而合。
邓丽珍回忆说，从她记事起，七哥一直离家外出，至1936年回到出生地广州市，先后任公安局长、建设厅长等职，她从七哥邓彦华口中了解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离家跟随孙中山后曾担任其贴身侍卫，后晋升为侍卫官。1925年孙中山逝世，邓彦华不愿跟随蒋介石，当即辞职。1938年任过广东南海专署专员。后因日军侵占，该专署移到广东台山县，台山沦陷后，邓丽珍及家人随邓彦华逃亡到香港九龙塘多实路10号居住。几个月后，邓丽珍回台山县一所小学教书。1945年底，她到广州探亲时，侄儿告诉她邓彦华几年前因心脏病发故于香港。1947年秋，她随夫到广西贺县居住至今。
综上所述，照片中在孙中山右边之人非李大钊，而是邓彦华。必须更正。
（来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五期）